经过20世纪初的艰难起步后，中国电影在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权前这几年，出现了一段空前繁荣的局面，思想性、艺术性上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

这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在共产党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左翼电影运动迅速兴起，且在1933年达到高潮，《姊妹花》《渔光曲》分别创下连映60多天和80多天的记录，轰动一时。但由于此类作品一般都直接反应尖锐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尤其是后面《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等影片对于革命内容的直接表达，引起了当时国民党的注意，遭到了越发严厉的镇压。不过1935年华北事变，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左翼电影运动重新高涨，出现了国防电影的新高潮。

在这个阶段，左翼电影运动成为电影界的主旋律，伴随着时代的浪潮轰轰烈烈往前推进，中国自己的现实主义艺术表达，也有了更多的探索和成果。

左翼电影运动兴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发动攻击，成为日军侵华的开端，随之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救国情绪越发高涨，开始厌倦那些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电影作品，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电影票房。

明星公司花费巨款改编拍摄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啼笑因缘》第6部，由知名影星胡蝶和郑正秋的儿子郑小秋主演，但正值一二八事变，影片上映即遭遇惨败，据1934年的《中国电影年鉴》，明星公司的经济收益从1931年的盈利19,969元暴跌到1932年的亏损47,321元。当然不只是明星公司，整个电影产业都陷入了严重的困难，所以此时邀请左翼知识分子加入电影创作，成为电影资本家共同的选择。1932年夏，明星公司邀请了夏衍、郑伯奇和钱杏邨这三位共产党员与郑正秋、洪深一起加入编剧委员会，差不多同时，田汉、阳翰笙等人也参加了艺华、联华等公司。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掀起了左翼电影运动。

不过，明星公司和三位党员签署协议的初衷却多是基于利润的，只有他们的电影还在赚钱，才能继续拍电影，这在其他电影公司同样适用。所以，事实上反帝国资本主义的左翼电影运动，又是在资本家的支持下进行的，左翼电影运动不仅属于知识界，更是面向更广阔的大众，是一次城市群众运动，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当然，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关键的，他们带来的是意识型态和审美的更新。

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中，不得不提的还有两个组织，一是影评人小组，二是党的电影小组。1932年，影评人小组在剧作家联盟内部建立，作为一个松散的兴趣组织，主要内容是进行电影批评，肯定进步电影，批判陈旧腐朽，其历史意义重大，不仅为进步电影扫清道路，而且为左翼文艺工作奠定了一些舆论基础。

1933年随着左翼电影运动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参与和影响电影创作，在瞿秋白的领导下，组成了由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五人参与的党的电影小组，他们都是活跃在电影节的党员。田汉和阳翰笙虽然也是，但由于有其他党内职务并未参与电影小组。夏衍基本领导了这两个小组，成为共产党和电影界的桥梁。

在这两个小组成立后，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电影界旧势力，共产党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事，一是上面提到的，党员知识分子进入电影公司，从编剧入手影响电影创作；二是动员文学、戏剧、音乐等各界进步文艺工作者加入电影创作，如沈西苓、袁牧之等人，加强左翼创作力量；三是有目的地往国内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经验，大量翻译苏联的剧本和理论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四是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工作，通过电影评论影响和指导电影欣赏和创作。

左翼电影的高光时刻

在电影资本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左翼电影运动迅速占据市场，1933年，明星制作了27部电影，其中13部可以看作是左翼电影，包括《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上海二十四小时》等。

▲《女性的呐喊》 来源：豆瓣

而三位党员在明星电影公司编剧和监制的电影，也在1933年陆续上映，第一部是《狂流》，由程步高导演，夏衍编剧。这部电影是根据1931年的长江大水灾真实自然灾害拍摄的，程步高本就拍摄了一个多月的记录片段素材，想以此制作电影，但经过编剧委员会讨论后，夏衍在故事里加入了阶级斗争和社会批判，是以成为左翼电影的代表。

电影讲述了一位小学教师在洪水来临之际，主动带领村民抗击洪水，但他爱人的父亲即当地富豪却以赈灾捐款之名诈骗钱财，还联合县长之子屡次陷害拆散两人。我们可以看到，《狂流》带有强烈的阶级斗争意味，也深刻反映了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现实不公，受到了当时观众和影评人的高度赞誉。

1933年，明星公司生产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就是《春蚕》，由夏衍改编自茅盾的同名小说，故事叙述了一个养蚕家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衰败，以此写实描绘了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穷苦面貌。明星公司和夏衍都对《春蚕》抱有很大期望，明星公司期待在《狂流》之后又有一部票房成功的电影，夏衍他们则想把左翼电影和左翼文学结合起来，以提高左翼电影的社会地位。让人遗憾的是，《春蚕》的票房是失败的，也遭到了当时影评人的严肃批评——没有将清晰的观念传达给观众。

▲《春蚕》 来源：豆瓣

如今看来，《春蚕》不失为一部杰作，其诗意氛围的营造和对贫苦大众的象征性描述都处于无声电影的最高水准，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类偏散文纪实的电影还是受到冷遇，也使得之后的左翼电影放弃了艺术表达，专注于清晰表达和情感投入。而且，这部电影的失败暗示了中国电影与严肃文学的分裂，直到现在仍是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不相融。所以左翼电影运动是面向群众的运动，须在意识型态和商业票房上都取得成功，才是最好的局面。

▲《姊妹花》 来源：豆瓣

经过1933年中国电影年，左翼电影开始吸引更多的观众，1934年，明星和联华终于得到了利润上的回报，明星的《姊妹花》和联华的《渔光曲》上映，各创下连映60多天和80多天的记录。虽然这两部电影都不是共产党员编剧导演的，但都因其对阶级压迫的描述被看作左翼电影。

▲《渔光曲》 来源：豆瓣

《姊妹花》是郑正秋根据自己的文明戏《贵人与犯人》改编，讲述了一对孪生姊妹在30年代中国的不同命运，姐姐跟着母亲在农村长大，穷困潦倒，后来犯了杀人罪；妹妹跟着犯事的父亲被送去做了高官姨太，沉沦物质，处处压迫穷人。这一故事生动地表现了阶级对立对人命运的影响，以及剥削思想对人灵魂的扼杀，具有相当的社会批判倾向。遗憾的是，最后亲人相认、姐姐坐进妹妹的轿车，削弱了不少批判性，暗示着阶级和解的情绪。不过与郑正秋早期电影作品相比，《姊妹花》已经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巨大改变，可以看作是郑正秋走向左翼的一个标志。

执导了《渔光曲》的蔡楚生也有一个类似的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从1932年的《粉红色的梦》到1933年的《都会的早晨》再到《渔光曲》，蔡楚生对阶级斗争、社会矛盾的表达都越发清晰。《渔光曲》表现了一个渔民家庭在资本家的经济压迫下饱受折磨，电影不仅获得了影评界和观众的认可，还是中国第一部拿到国际电影节奖项的中国影片，1935年《渔光曲》获得了第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神女》 来源：豆瓣

除此之外，1934年的左翼电影还出现了《神女》《桃李劫》等优秀作品，此后这两年，吴永刚、应云卫、孙瑜、费穆等人依然为左翼电影运动拍摄，他们拍摄的不少作品成为左翼电影经典代表，他们自己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一批导演。

左翼电影运动的绝唱——国防电影

左翼电影运动离不开当时的电影公司，除了明星、联华这两个主力，艺华、电通、新华这三家成立于三十年代的新公司，也积极参与到了左翼电影运动中。

艺华成立于1932年10月，背后虽是民族资本家，但邀请了田汉打理电影创作事务，随后便拍了4部电影：《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肉搏》《烈焰》，其强烈的左翼意识形态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1933年，七八个人闯入艺华，捣毁了不少摄影场的东西，离开之前在地上丢了许多写有反共声明的传单。这是国民党白色恐怖在电影业发生的第一起事件。左翼电影人与艺华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35年，1936年艺华开始拍摄软性电影（强调视觉性，反对电影教化），两者分崩离析，但艺华倒是一直存活到了1941年。

▲《烈焰》 来源：豆瓣

电通公司是左翼电影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也是与共产党关系最为亲密的，在1934年到1935年短暂的存活时间里只拍摄了4部电影，《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但每一部都是出色的左翼电影。1935年电通公司因财政经营问题与国民党影响停止生产。

▲《风云儿女》 来源：豆瓣

新华则是在1935年合并电通后横空出世，最先拍的两部电影《红羊豪侠传》《新桃花扇》就取得了商业成功，1935年到1937年连续拍摄了《青年进行曲》《壮志凌云》《夜半歌声》等知名左翼电影。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新华仍继续保持了营业。

▲《红羊豪侠传》 来源：豆瓣

1935年其实是当时电影工业极其艰难的一年，由于国民政府的压力和国民经济的衰退，电影工业也产生了寒冬。1934年到1936年，上海的200多家工厂被迫倒闭，800多家工厂被迫重组，出现经济问题的工厂占了四分之一。好在1936年国民经济慢慢复苏，电影行业也从萧条中存活，并且在当时掀起了国防电影的热潮。

国防电影主要的理念就是反日反侵略，当时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与人民抗日要求的重新高涨，推动了这一新高潮。虽然当时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电影仍不能直接明确地表达抗日要求，但电影创作者们用象征、隐喻等方式去表现，如1937年联华出品的集锦片《联华交响曲》，其中包括《春闺梦断》《疯人狂想曲》《小五义》《狼山喋血记》《大路》等。当时的明星则是邀请电通的不少成员拍摄影片，开始将思想内容与电影剧情、人物命运融合，如《压岁钱》《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成就，也获得了大众的欢迎。

▲《十字街头》 来源：豆瓣

值得注意的是，国防电影作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子运动，爱国主义成为这场电影运动意识形态的核心，所以日军侵华的威胁不是阻碍，而是恰恰推动了其持续发展。不过1937年7月7月，中日正式宣战，8月上海被日本入侵，明星摄影场被大面积损毁，联华的生产早到了严重影响；12月上海被日本占领，租界成为电影人们唯一栖息的孤岛。由此，左翼电影运动陷入停滞。

结语

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下，电影所富含的启蒙及教化作用被充分利用，在这段时期，中国电影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究其原因，一是政治层面，日本侵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且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这一时代大变革成为中国电影变革的基底。二是中国民众民族意识觉醒，反帝反封建情绪日益高涨，形成了新的市场需求。三则是电影公司顺应时代潮流，开始邀请左翼知识分子参与创作，并逐渐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力量。当时这里还是不能忽略共产党左翼知识分子的努力，影评人小组和党的电影小组，在一定程度上为左翼电影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当然左翼电影运动也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1935年前后随着国民经济崩溃，电影产业也经历了一次寒冬，不少影业公司陷入财政危机，甚至倒闭，这不禁让人想起，如今中国电影也在经历着一次寒冬，不过相比1935年政治经济等多重压力，现在的中国电影更倾向于重建，重建新的规则和秩序，我们理应乐观看待。

另外，左翼电影运动中，明星、联华、电通、新华等电影公司之所以能佳作频出并取得票房成功，离不开对时代潮流的融入，他们顺应时代又引领时代，满足观众民族意识的同时也不忘启蒙和教化观众。这对于如今的电影公司、电影工作者来说应该有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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