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传奇剧本《燕子笺》曾被一些中国戏剧史研究者认为是“才调无双”的杰作。关于它的作者，历来说是阮大铖，而阮大铖因依附阉党魏忠贤，后又降清，人恶其行秽而不齿，《燕子笺》也因此逐渐湮没不彰。然而，在他的家乡安庆城，却有一些老人相传《燕子笺》是由阮大铖的女儿阮丽珍草创在前，阮大铖精心润饰于后而成的。

　　阮大铖，字圆海，又字集之，号百子山樵。流寓南京时，居石巢园，故又号石巢。他因在天启朝依附权阉魏忠贤而在崇祯朝名列“逆案”，削职匿居南京，受到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的严厉谴责、排斥。1644年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庭后，他由大学士马士英荐举，先后任南明政权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重新得势后，他立即报复东林党、复社文人，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因此，时人称之为“小人中之小人”，《明史》也把他列入《奸臣传》。地方上出了这么个人物，谁都觉得不光彩，于是，《安庆府志·怀宁县志》的有关记载，硬把他推入桐城籍。一些人还煞有介事地传言：阮大铖因为没有子女，曾自题其室，曰：“有官万事足，无子一身轻。”这样，阮大铖不仅不是怀宁人，且怀宁也没有他的后人。但是，安庆至今还有老人知道阮大铖是崇祯初年邵武知府阮自华的侄孙。《安庆府志·怀宁县志·乡贤》有阮自华传，阮自华是怀宁人则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另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载，阮自华祖居桐城藕山（今属枞阳县），到了阮自华的上一代，因为发达了，便由藕山乡下迁居安庆城—怀宁县治所在地。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疑案。正史、野史都记载他是怀宁人，应该说是可信的。阮大铖也不是“无子一身轻”，传说他有一子一女：女名阮丽珍，是传奇剧本《燕子笺》的草创者；子名阮睿，嗜酒，好诗书，有才华，终生隐居于安庆城北的白龙山中，闭口不言自己的家世，无论冬夏，只穿一件破衲，故别号“一衲”。因友人刘鸿仪知其身世，故阮睿临死时再三嘱托鸿仪在其墓碑上只题“此饮者阮子一衲之墓”九字。鸿仪如所嘱，并携酒酌地吊之曰：“酬君君不知，去去复回顾。一片纸钱灰，飞上梅花树。”阮睿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以父亲阮大铖之品行不端为耻。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还是现代散文家黄裳说得好：“安庆市内状元府后身有一处叫做天台里的地方，据说是阮大铖的旧宅。阮胡子是怀宁人，他写剧本的笔名是‘百子山樵’，这百子山就在怀宁……他实在可以算是一位‘地方名人’，不过因为名声太坏，似乎被取消了‘乡贤’的资格。其实也不必如此。地方上会出现各种人物，不应只有‘好人’才被承认。一出戏也要有正反两种角色，演起来才好看。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并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确是如此，阮大铖是一个历史人物，无需把这个名字在某一个地方人为地抹掉。同样，《燕子笺》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应因阮大铖的缘故而被埋没。“圆海词笔，灵巧无匹，不得以人废言”这个见解，不是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吗？更何况安庆城还有《燕子笺》的原作者是阮大铖的女儿阮丽珍的传说呢！

　　阮丽珍，生年不祥，正史、野史都没有记载。传说丽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安庆城里的天台里度过的。这个传说，从史书里面可以找到一些有关记载进行印证。《明史·奸臣传》记载阮大铖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天启初年到北京做官，旋即“因为丁忧（官员死了父母，回家守孝），回到安庆”。天启四年（1620年）以后曾两次到北京任职。头一次，“未一月遽请急归”，后一次“居数月，复乞归”。此后，一直到崇祯十年（1637年）因“献贼（指张献忠作乱）逼皖”，才离开家乡安庆城避居南京。可以看出，阮大铖中进士后，因仕途不得意，在安庆城内天台里前后居住了十三四年。在此期间，丽珍当然随父住在安庆城。丽珍姿容美丽，聪慧异常，在喜欢文学的父亲的熏陶下，八九岁时就能吟诗作对；还因父亲精通音律，稍长后学会了作曲和剧本创作。相传，阮丽珍除草创《燕子笺》外，还作有《梦虎缘》、《鸾帕血》等剧本，可惜都已失传。

　　《燕子笺》写的虽是唐安史之乱时期书生霍都梁与歌妓华行云、尚书之女郦飞云三人之间的一段姻缘，但显然可以看出是从多方面摄取晚明社会情态作为剧本时代背景的。在丽珍的少女时代，近在咫尺的桐城曾爆发黄文鼎、汪国华所领导的震撼远近的“民变”，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不仅纵横于皖西、皖北广大地区，而且兵锋曾直逼安庆城下。剧本中所描述的“安史之乱”后人民流离失所的苦难生活

　　，正是丽珍对明代黑暗社会现实耳闻目睹的感受。民间有丽珍自幼许配给杨龙友之子作霖的说法，他们后来是否成婚，无从考证。显然，剧本中的人物感情无疑地反映了丽珍这一生活经历和愿望。离乱中，作霖（《燕子笺》剧中人物为霍都梁）如因特殊缘故而另行婚娶，是有可能的，丽珍也是能谅解的。在封建社会，女子许配男人之后，往往产生一种“之死矢靡它”的感情，丽珍当不例外。据传，丽珍失传的剧本《梦虎缘》写的是南宋歌妓梁红玉和抗金名将韩世忠的一段姻缘。可以看出，剧本《燕子笺》和《梦虎缘》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生活感受的。把以上三者联系起来，《燕子笺》的原作者是阮丽珍的说法，应该不是捕风捉影的。可以设想，丽珍写成《燕子笺》初稿后，曾请父亲指正。阮大铖在这方面是个奇才，他对《燕子笺》精心润饰后，以自己的名义公布于世。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孩儿家，一个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是不便以传奇剧作家见知于世的。

　　除《燕子笺》外，见于记载确定为阮大铖所作的传奇剧本还有《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三种，但历来评价都不甚佳。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拾遗》引《曲栏闲话》云：“仅足供优孟之衣冠耳。”这也可以看出《燕子笺》为阮大铖、阮丽珍父女二人共同创作的传说，还是可信的，至今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讨《燕子笺》创作思想的线索。。

　　《燕子笺》在当时已被推许为才子之笔，和阮大铖同时的才子、明末四大才子冒辟疆、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之一的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云“是日新演《燕子笺》，曲精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指冒辟疆的爱妾董小宛）泣下，顾、李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可谓推崇备至。《桃花扇·侦戏》写侯方域、陈贞慧等观演《燕子笺》时，曾给以“论文采，天仙吏，谪人间。好教执牛耳，主骚坛”的高评。此外，还有人写诗咏道：“燕子桃花绝妙词，南朝法曲少人知。天公奇福何尝吝？不付男儿付女儿。”将它与《桃花扇》相提并论。

　　《燕子笺》虽然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但原作者阮丽珍的命运却是很悲惨的。传说，公元1645年清兵占领南京后，阮丽珍被清宗室豫亲王多铎抢去（一说是其父阮大铖将她送给多铎为妾），沦为侍妾。不久，就因遭到豫亲王多铎福晋（大老婆）的妒恨而被毒死。一代才女，悲惨地离开了人间。清初词人徐铮途经安庆，曾作《杂感》云：“乱落杨花搅白绵，皖江江水绿如烟。南朝狎客无人见，肠断声声燕子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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