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是鲁迅先生的名著,已经是举世皆知的经典著作,这部影片要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上映,所以我接受这一改编工作就把它看作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
在改编工作中我力求做到的是:一、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二、力求保存原作的谨严、朴质、外冷峻而内炽热的风格,三、由于原作小说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而电影观众却是更广泛的劳动群众,因此,除严格遵守上述原则之外,为了使没有读过原作、以及对鲁迅先生的作品及作品中所写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人情风俗等等缺乏理解的观众易于接受,还得做一些通俗化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无疑的是一件近乎冒险的力不胜任的工作。
这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对我来说也还有一些有利的条件,其一是我是浙江人,绍兴的情况比较熟悉,一闭上眼就可以想起小说中所描写的风光人物,其二是我童年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前后的那个动荡的时代,对时代气氛不太生疏,其三是《祝福》曾经几次改编为戏曲、电影,其中成功的和失败的地方,都可以供我参考。这样,我就大胆地把这任务接过来了。
改编工作一开始,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鲁迅先生是否要在影片中出现?经过反复考虑,觉得鲁迅先生用我…回到我的故乡鲁镇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法开始,是适合于小说之开展的一种方法,而小说中所写的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人真事,因此,鲁迅先生在影片里出场,反而会在真人真事与文艺作品的虚构之间造成混乱,所以就大胆地把这种叙述方法改过来了。
可是这样一来,又遇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原著中祥林嫂冲着鲁迅先生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这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也不能不割爱了。经过权衡之后,我保留了祥林嫂的这个疑问或者希望,而把它改为绝望中的自问式的独白。
除此之外,改编时变动得较大,也就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的,计有三处：
第一,祥林嫂捐了门槛之后依旧受到鲁家的歧视,再度被打发出来,在这之后改编本加了一场戏,就是祥林嫂疯狂似地奔到土地庙去砍掉了用她血汗钱捐献了的门槛;
第二,祥林嫂被抢亲之后,从反抗到和贺老六和解的那一场描写,原作是在祥林嫂和柳妈的谈话中带到的,理由是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我把它改写为由于祥林嫂从笨拙而善良的贺老六对她的态度中,感到了同是被压迫、被作践者之间的同情;
第三个问题较小,就是原作从贺老六之死到阿毛的被狼衔走,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在改编本中,我把这两件事紧接地写在一起了。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得说明一点,这一细节的增加并非是出于我的创意。早在解放前摄制的、由袁雪芬同志主演的《祥林嫂》电影中,已经有了这一个场面,后来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越剧、评剧,也都把这个场面保留了下来。对我自己来说,每次看到这一个场面的时候,都只是感到激动,而并没有觉得突兀或者背离了祥林嫂的性格。越剧影片《祥林嫂》在改编中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但是对这一场戏我却本择其善者而从之之旨,舍不得割弃。
反对这一细节描写者的论点,主要是说这样一来会违背人物性格的发展规律,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这样做是为了加强政治因素,却倒反而减少了现实主义因素。我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我不仅不同意所谓政治因素和现实主义因素相对立的说法,而且认为祥林嫂砍掉门槛并没有违背人物性格的发展规律。
表面上看,祥林嫂是安分的、儒弱的、相信神鬼的,但决不能因为有这种情况而就断定一个儒怯的灵魂就永远不会发生反抗的意念和行动。事实上,我倒认为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是一个反抗性颇为鲜明的人物。卫老婆子要出卖她,她用逃走来反抗;用抢亲的办法来强制她,她顽强的抗拒使一般人都觉得异乎寻常和出格。出格到什么程度,原作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太太,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阿呀呀,这真是…
这决不是做作,这决不是为了对付人言的表演,这反抗是有决心的,这是决绝的、拼死的行动,这也就是深深地埋藏在弱者灵魂深处的反抗的性格。祥林嫂有决心用死来反抗现实的吃人社会的迫害,就是这个祥林嫂,难道永远会是神权下面的不抵抗的奴隶么?
反对这一场戏的另一个理由,说祥林嫂既然砍了门槛,既然对封建统治的无限权威一一神,表示了决裂,那么为什么在故事结尾的时候还会怀疑到究竟有没有灵魂?这种说法,我认为也不免把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起伏看得太简单了。
要和千百年来的因袭决裂,要和世代相传、深入人心的观念决裂,决不是一次反抗或者一个回合的决斗就可以彻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砍门槛这一举动,按情理也只能是祥林嫂处身在失望、痛苦之极而爆发出来的一种感情上的激动,而感性的突发行动并不等于理性上的彻底认识,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这道理也应该是不难理解的。我特别注意到鲁迅先生原作中的一段话:
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一或者不如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
这是一个人在现实社会失掉了一切希望以后的、对于不可知的未来的一点点希望。而我想,这里的疑惑和希望,都不是消极的,而相反的是积极的;决不是屈服的,而相反的是反抗的。这种心理,看过戏曲《情探》中的阳告、阴告和宋十回中的活捉的人,都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我作了一些改作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让祥林嫂一生中也经历和体会到一点点穷人与穷人之间的同情与理解,并在这之后的一段短短的时间内真有一点交了好运的感觉,借此来反衬出紧接在后面的突如其来的悲剧。当然,这之外我也还有另一个想法,就是我认为用力气大来解决问题不仅银幕上不好表现,容易流于庸俗,同时也可能会伤害到贺老六这个朴质而又善良的猎户的性格。这是我个人的主观想法,这样处理是否妥当,这之外还有什么更恰当的方法,我很希望听到朋友们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我写的初稿是按照原作的程序,贺老六之死和阿毛的被狼衔去之间还有一段时间,可是,当初稿写完之后,替导演着想,我觉得这一个时间过程比较的难于处理。当然,单从技术上看,处理这个时间过程有各种办法,一般来说用几个短短的镜头来表示就可以了,可是,在两个悲剧高潮的顶点中间不论加什么情景,在这个具体情节中,我总觉得会使节奏松弛,而削弱应有的悲剧效果的。
最后,还有一个所谓电影剧本写作的文学性的问题,对此,我完全同意有些同志的意见,作为供阅读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剧本的文学描写的确是过分简单了。但是在此我也得说明,我历来所写的所谓电影剧本,都只是供导演写分镜头台本时使用的提纲和概略,而并没有把它看作可供读者阅读的文学剧本。
应该承认,我做这份工作最关心的只是如何使它成为电影剧本的实际效果,而很少考虑到作为电影文学剧本的艺术加工。加上,这个本子是利用业余时间在短期内赶出来的,加上,原著的艺术性很强,所以我更不考虑到细节的文学描写了。由于此,我没有拒绝《中国电影》编辑部的要求,终于把这样一个只供导演用的本子作为电影文学剧本而在杂志上发表,我还是太轻率了。
（《夏衍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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